返回首页
一分幸运28豹子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瑛的1948年 ——兼及1940年代的青年问题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赵天成  2019年12月03日08:43

内容提要:对于李瑛1940 年代写作的考察,自然还是要以诗歌和诗论的文本为中心。但如果想要深入并且穿透这些文本,必须将其置入当时特定的“实践”方式(朗诵诗、合唱、学生运动)当中去理解。如何在历史化的同时,有效地将“青年”的概念劈开, 在相互参照的代际关系中,动态呈现其在时代洪流中的内在质地和丰富层次,也是我们追问“1940 年代李瑛”的关切所在。对于新的时代的“政治青年”来说,“文学” 可以置放于何种位置,或者说,在既成的事实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想象文学的方式, 和在新的实践中保持向上仰望的可能,则是问题的另外一个面向。

关键词:李瑛 1940 年代 文学青年 政治青年

北平要打一仗,我和伙伴们兴奋不已……

街上到处是兵,执法队扛着大刀片巡逻。已经听到炮声,终于孔德也塞满了军人,停课了,真开心!大院孩子们天天扎堆玩闹,那些大人们你来我往, 交换不断变化的消息。

北大的一个什么负责人来过家里, 让爸爸赶快收拾准备南下,说允许带家眷,很快就可以上飞机,现在只靠城里的临时机场。

……

爸爸的各种朋友不断进出,大人们一定在为重要的事情商议着,家里乱糟糟的。

没容我想两天,事情已决定,我们不走。爸爸的一些老朋友,杨振声、朱光潜伯伯们也都不走。家里恢复了以往秩序,没客人时爸爸继续伏案工作。大家等待着必然要到来的一天。[1]

以上引文,出自沈从文之子沈虎雏的回忆。它以进行时态呈现了1948 年北平文人作出留下抑或南下之选择的过程。尽管这段记述,实际上透过了童年视角与亲属追忆的双重滤镜,读来依然让人感慨遥深。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感慨,讨论1940 年代末期的文人命运,研究者往往将聚光灯投射在北平的大学教授,特别是其中的自由主义文人身上。正如一位青年研究者所总结的,这些1940 年代文学研究“背后贯穿着一种整体性的问题意识”,即在“面对转折”之时, “知识分子如何作出选择,如何安放自身与想象未来,如何面对每一种选择可能造成的困境,甚至包括如何承担这一选择带来的后果”。[2]因此,处于这一时代夹缝中的沈从文、废名、萧乾,乃至1948 年归国的卞之琳, 成为近年学界热议的话题。但是,在他们身边的历史角落,甚至就在他们任教的大学校园里,那些总是以群体面目出现,但数量远为庞大的“青年”们[3],其实也在面临个人的选择问题。1945 年秋天考入北大文学院的李瑛,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于李瑛来说,1948 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中,他与同学冯秀娟订婚;正式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革命青年联盟”,并于年底获批入党;同时他作为北大“新文艺社”的领导者之一,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这一年,他还在《大公报•星期文艺》《华北日报•文学》《北方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诗论《论诗人绿原的道路》《读〈十四行集〉》和几十首诗歌;他的个人诗集《枪》也在此年出版,不过很快被当局查缴销毁。仅从以上简单的概述就可发觉,李瑛经过这“战斗的一年”,基本确定了未来的人生方向。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个21 岁青年复杂的主体构成。

所谓“复杂”,是相对于历史叙述的简化而言的。李瑛在当下文学史中的位置,是1940 年代的校园诗人之一,是当代最重要的军旅诗人,是“文革”后期“作品数量最多, 当时的影响也最大”的“专业”诗人[4],是《红柳集》《红花满山》《一月的哀思》等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诗歌或诗集的作者。但是, 如何看待李瑛1940 年代写作的意义,如何将它与诗人的重要和全部作品有机勾连,一直是让人困扰的难题。既往对于李瑛的认识, 一度建立在忽略“1940 年代李瑛”的基础之上,因此他被看作是“共和国诗人”,是党和人民军队培养的、在1950 年代“确定诗歌创作道路”[5]的诗人。 张光年在1963 年为李瑛的《红柳集》作序时,就对其1940 年代写作只字未提;在1984 年底作协“四代会”的大会报告中,又将他与王蒙、张贤亮、高晓声、从维熙、白桦、流沙河、公刘、邵燕祥等人同列,归入“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开始其文学生涯”的中年作家队伍。[6]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虽然提及李瑛在1940 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但也并未把他算作解放前开始新诗写作,并由1940 年代“走进当代”的诗人。[7]与以上的看法相反, 近年来孙玉石、段美乔等少数学者,关注并着重分析了1940 年代之于李瑛的“起点的意义”。特别是孙玉石,他认为“三年多的北京大学的学习,给李瑛文化素质与文学修养的养成,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宜的土壤与空间”;而李瑛在1940 年代形成的诗歌观念和美学追求,“包含了那些在当时是十分可贵,后来虽然不再以显形的理论形式得到重申,却以隐在的意识形式制衡创作”。[8]以上两种态度的巨大反差,再现出用某种一以贯之的文学史逻辑串联起诗人各个阶段的难度。但这或许正是李瑛,特别是其1940 年代写作的意义。

笔者认为,对于李瑛1940 年代写作的考察,自然还是要以诗歌和诗论的文本为中心。但如果想要深入并且穿透这些文本,必须将其置入当时特定的“实践”方式(朗诵诗、合唱、学生运动)当中去理解。如何在历史化的同时,有效地将“青年”的概念劈开, 在相互参照的代际关系中,动态呈现其在时代洪流中的内在质地和丰富层次,也是我们追问“1940 年代李瑛”的关切所在。虽然无论如何界定,“青年”从来不是一个可以一概而论的概念。1940 年代末期北平校园中的青年人,只是当时的青年一种,李瑛也不过是这一种青年的其中一员。

一 “脱下长衫”

《李瑛诗文总集》第一卷收录了一张1948 年的老照片,是李瑛与妻子冯秀娟订婚仪式上的六人合影。在这张有些虚焦的相片中,身着西装的李瑛和妻子站在画面正中, 从左至右分列二人两侧的是四位先生:冯至、杨振声、常风、沈从文。他们整齐地穿着黑色的长衫,笑容亲切温暖。杨振声的长衫左侧别着胸花,应是这场西式婚仪的证婚人。

1946 年西南联大回迁后,此前考入北大的学生也分去清华、南开、北大三校,李瑛仍然留在北大。随后的几年中,李瑛与原西南联大的多位教授接触频繁,建立了友好的师生关系。[9]承蒙先生们的提携,李瑛的诗歌和评论获得了大量发表的机会。他的早期诗文,大多刊于冯至、杨振声、朱光潜主编的文艺报刊,特别是沈从文主编的四种副刊(《大公报•星期文艺》《大公报•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平明日报•文学副刊》) 之上。沈从文也对李瑛青眼有加,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新废邮存底》中,沈从文对一批《益世报》推出的新人大加褒扬:“……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轻的还只有十六七岁! 即对读者保留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有二十五六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廿五。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章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即吴小如——引者注), 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二十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10]

也因为此,李瑛曾被指为“文艺骗子沈从文集团”成员,和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一同遭到左翼刊物的点名批判。[11]尽管与上述几位“集团分子”相比,李瑛既缺少西南联大时期,也未在文学层面接续沈从文的衣钵,但是平心而言,将李瑛视为“沈从文集团”的一员,其实并非没有来由的“诬告”。至少在1946 年至1948 年之间,李瑛将沈从文奉为文学与人生的“导师”之一, 应无太多疑义。[12]钱理群在《1948:天地玄黄》中也持相似观点:“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1940 年代末,一个以沈从文为中心的,以‘探索、实验’为追求的北方青年作家群体,正在形成中。他们与沈从文的同辈人,如朱自清、冯至、废名、朱光潜、李广田诸先生一起, 在战争的废墟上,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高压、经济混乱之中,坚护着文学艺术的阵地。” 这一群体的成员,除了上引《新废邮存底》提到的郑敏、穆旦、袁可嘉、李瑛、吴小如之外, 还有汪曾祺、盛澄华、杜运燮、柯原、刘北汜、王佐良、金隄、萧望卿、吕德中等人。[13]

可以看到,即使在这一人才济济的青年作家群中,李瑛也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能够让眼界极高的沈从文称誉“诗评文章极好”,绝非易事。在今天所能查考的资料范围内,李瑛在1947 年到1948 年两年间发表的诗评和诗论共有四篇:《读郑敏的诗》《读〈穆旦诗集〉》《论诗人绿原的道路》《读〈十四行集〉》,实际的创作数量则要更多。[14]为了大致说明李瑛诗评的风格特质,我从前三篇文章中分别摘引一段略作分析。

穆旦的诗完全是以深湛的抒情写出来的,所以他的幻想常常为一种新颖和超越形式所显露,这就是说经验、思想和情感三者赋予他的作品以一种惊人的溶解综合力。他的尤其编成匀整网络的诗风是得力于词句的组织、近时代哲学的高扬与自己感情的契合。有些时候, 一个诗人就是位具有一种独见的哲学的内观者,一切对他的事觉得便都是新的, 因此勃朗宁的“不灭”的观念,爱玛丝“永远一致”的幻想,就是赋予作诗的那种材料了。

——《读〈穆旦诗集〉》

新的诗体,必然包含文字新的使用方法。新诗现代化后,文字弹性韧性的增加,实际早已为新的内容所决定,我们无需再说,单就主题来讲,它已是随了现实斗争的发展而发展,造成一个不断进取改变的民族形式。这就是说,诗人的笔像风雨计上的指针,我们已可看出它是怎样随了时代的风雨在表盘上画着度数的圆弧。

——《论诗人绿原的道路》

它们是否确是极好的文章,自可见仁见智;评论对象的转换,是否意味着思想立场的转变,此处也姑且不论。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李瑛不属于任何一种诗歌流派,但无论是谈论“中国新诗派”的穆旦、郑敏,还是评价“七月派”的绿原,他都能妥帖地将他的笔锋,伸入诗人观念结构的关节处,进而从其内部展开讨论,而不是自居于或左或右的立场指手画脚。“综合”和“民族形式”, 分别是“中国新诗派”和“七月派”的核心概念,它们都被顺畅地引入,并与李瑛自己的文风融为一体,读来毫不违和。对于构成“中国新诗派”思想骨架的现代主义,特别是T•S•艾略特的思想元素,李瑛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了解。在具体的行文中,李瑛远超年龄的成熟、周密,以及拿捏有度的分寸感,被沈从文誉为以“活泼青春的心和手, 写出老腔老气的文章”[15] 。

当然,探讨和评判一位诗人,最终还是要回到他的诗歌本身。李瑛在1940 年代发表诗作200 余首,今天能够看到的则为百首左右。部分缘于时代的原因,人们对于李瑛的这些诗作,素有因为以偏概全而导致的刻板印象。诚如段美乔所言:“在以往的研究中,凡谈到其1940 年代的创作,大多引用《李瑛诗选》中收入的几首作品,从这些充满革命激情和强烈的政治意识同时又不乏艺术想象的作品看1950 年代后的李瑛,似乎李瑛的道路是顺序而行,理所当然。然而仔细考察李瑛在1940 年代发表的200 多首诗作, 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李瑛的创作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诗歌风格和写作姿态。”[16]与李瑛这一时期的诗论相匹配,在他北大时期创作的诗歌当中,[17]有相当一部分受到冯至的《十四行集》和《穆旦诗集》的影响,我把它们称为“冯至风”和“穆旦风”的诗歌。这种影响的表现相当明显,甚至不需要太过精细的形态分析,仅从意象和用词的“外形”层面就可见出痕迹。比如下面的这首《死和变》, 单从题目就可以听到《十四行集》的回响:“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 万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 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十四行集》第十三首)

我们赞美树巅的柳蝉,

歌唱炎热的时代,歌唱光明,

我们赞美破茧的蚕蛹,

为了它们的生命,第二次诞生。

它们是十分心愿的,它是心愿的,

它们痛苦的一生叫我们感动,

如果你醒来,你会看见:

它反抗它的昨天像一场战争。

我们抚摸着自己的肉体在感觉里,

像是刚刚苏醒,刚刚成形,

我们拥抱着的是一片蓝天,

窗前的一树扁柏,门外的一棵冬青。

不断地分裂,不断地遗忘,

这是一切适应的顶峰:

对于自然的匆忙,这是秩序,

对于愚蠢的人类,这是觉醒。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具有清晰可辨,甚至是不加掩饰的“冯至风”。无论是沉稳、克制的倾诉语气;穿插张弛的章法;从事物或自然现象起兴,进而从中安排诗人的体验和思想的形式,还是在意旨层面那种通过不断地脱落,实现个体的转变和发展的成长模式,都让我们一次次通向冯至,或者说通向以冯至作为桥梁的里尔克和歌德。试对比《十四行集》第一首中的诗行:

……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

在《死和变》的后半部分,李瑛尝试为原本结构严整的诗歌形态,增添一些现代性的反讽变化。而当这首诗的主语,从“它们” (柳蝉)重新回到“我们”,诗人连同诗歌本身,仿佛也从冯至式的“中年”,返回了属于诗人自己的“青春”——“我们抚摸着自己的肉体在感觉里,/ 像是刚刚苏醒,刚刚成形”“不断地分裂,不断地遗忘,/ 这是一切适应的顶峰”——在这些诗句当中重新确立的,是青春期的“我们”的形象。当自我开始成形、开始面对世界的时候,个人与外部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含有否定性和紧张感的复杂关系。这里,我们又能够听到年轻的穆旦的回声,特别是《诗八首》和《我》。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诗八首(一)》

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

而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

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

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

——《诗八首(二)》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

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

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

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

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我》

《死和变》只是一个例子。在李瑛北大时期的创作当中,具有我所谓的“冯至风” 和“穆旦风”的诗歌,至少还有《树叶》《变形虫》《拥抱》《私生子》《暴风雨之前》《沙》《巫术》《生日》《赞美》《石像》等十几首。这些诗篇中包含了大量可供辨认的意象和修辞,比如火灾、变灰、死亡、分裂等穆旦式的词语,安排、秩序、赞美、拥抱等冯至式的词语。在通读李瑛1940 年代的诗歌和诗论之后,我感到学生时代的李瑛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可以迅速地领会和吸收他人的思想精华。这种捷悟自是他的过人之处, 但它同时带来的后果是,李瑛这一时期的诗文,模仿性似乎多过原创性,沈从文说的“老腔老气”,可能也隐含着问题,尽管我们可以把这视为一个必经的阶段。无论如何,可以断定李瑛确有一段与“西南联大”的“蜜月期”,这既表现在他与沈从文、冯至、杨振声等“回迁者”的密切来往,也扎实地体现于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上的师法趋近。或许可以说,李瑛曾经真实地通过类似“自学” 的方式,努力补上“西南联大”的一课。而这既标示出他与1950 年代开始创作生涯的“共和国作家”的差异,也使他同时区别于“中国新诗派”和“七月派”的诗人。

在这段蜜月期之后,李瑛在1948 年前后是否有过明确的思想转变,从而让他完成对于“西南联大”从亲近到疏远的线路切换, 则很难从文本层面判断并论析原因。但在某些诗作的字里行间,还是多少可以见出一点“转”的迹象。1948 年底,李瑛写下一首名为《让我领你走上这条路》。这首诗从来没有经作者谈起,也很少被研究者注意,我们节录于下:

(朋友!你脱下笨重的长衫,

让我领你走上这条路……)

容许我轻轻地礼赞这条路,

容许我固执地说我的爱憎。

路!让我拥抱你吧,在朋友面前,

我要以独轮车,老旱船,驴子的蹄,

我要以野花的蔓,庄禾的叶片,草木的须根,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

夏天有早晨的露水,

冬天有雪花。

……

快一点走,赶上几步来,

太阳已经对准那些先知者,

和经典里的预言升起了。

(唉!朋友!

原来你还没肯换下长衫呢!)

如果作一种隐喻式的解读,将这首诗中的劝诫意味,与本节开篇提到的老照片联系在一起,当能产生许多深沉的联想。中国古代丰富的服饰文化,使得近现代史中的每一次“换装”,都潜在地含蕴着社会变革的力量。因为蔽体之“衣”,恰好是“世道”与“人心” 的中间物质,对内寄托性情志趣,对外指向社会历史,所以每一次系统性的“更衣”, 都是社会与心灵的双重革命。而在另外一边, 凌宇的《沈从文传》从与沈虎雏有别的另一角度,讲述了沈从文玄黄未定时的选择:在国共两党争取知识界知名人士的较量时刻, 中老胡同北大宿舍的教授寓所里,各种客人往来穿梭,在沈从文家里,“先是北京大学当局有关人士登门造访,劝说沈从文离开北平去台湾,并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也先后来到沈家,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 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出力”。[18]沈从文的去留已是定论;而他是否情愿“换下长衫”, 跟随这些青年走上新路,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里,“导师”与“青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主仆辩证式的逆转。李瑛们成为了“进步”的代表, 以“先知者”的身份回头对落在后面的教授们说:“快一点走,赶上几步来!”这或许是1940 年代末的历史风暴中,北平校园里处处发生的一场看不见的革命。

二 “第二战线”

对李瑛1948 年的经历与思想发展的另一条叙述线索,于此已经浮出水面,那就是被毛泽东称为国统区反蒋“第二战线”的学生运动。李瑛曾在2005 年对来访者回忆到:“老伴(指冯秀娟——引者注)那时和我一块考的北大,我和她是大学同学。后来她被分到南开,因为她家在天津。我和她一起搞地下工作,她在南开搞学生运动,我在北大搞学生运动。在北大读书时,1946 年、1947 年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就在1947 年,我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学生活动, 1948 年入了党。地下党是不公开的,只是单线联系,有很多系统,互相都不认识……北平解放后,组织上把地下党都公开了。这时候,同学们才发现:你是地下党,我也是地下党,你是这个系统的,我是那个系统的。”[19]

如其所述,李瑛从1946 年底开始,即已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他后来的回忆中, 1948 年学运高潮来临之前,印象较为深刻的有因1946 年12 月24 日驻华美军暴行事件而起的反美游行,以及1947 年“五二〇运动” 前后,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罢课斗争。[20]到了1948 年,从“四月风暴”到“七五血案”,平津地区学潮风起云涌。当时在北京访学的美国学者博迪(Derk Bodde,一译卜德)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过去的一年里,一些被称之为‘颠覆分子’或‘共党分子’的学生被抓,有的还被枪杀。为此,大学界不断发生骚动。比如,7 月5 日,大约有1500 多名东北的流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当这支队伍经过市政府主席的家门口,正要分散时,遭到了宪兵的射击,12 名学生身亡。这次游行示威的起因是这些东北流亡学生听说他们将被征召入伍去打仗。这些学生,可能是这样那样的人,但他们绝不是共产党人……北京的大学生在反抗政府这点上看来是团结一致的。教职员工中的反对派队伍,也在成长扩大。”[21] 在另一篇日记中,博迪记录了他聘请的中文家教马先生的观点:“对知识界,政治的手法也极其愚蠢。它把非共产党的学生抓起来,仅仅是因为他们反政府。这样,势必就把这些学生推向共产党的阵营。” [22]

尽管以上的记述,无可避免地带有当局者迷的色彩,但还是生动地勾勒了风云变幻中的大势。在这条“第二战线”上,大学社团是学生运动重要的中介和组织形式。李瑛在1947 年12 月加入了北大“文艺社”,此后积极参加该社举办的各种文学讲座、作品研讨会,每半个月出版一期壁报,并化名为“壁报”写作短诗和杂感。[23]钱理群曾对大学社团与1948 年学潮的关系有过深入分析, 根据他的考察,这一时期学生的文艺活动主要以四种形式展开:群众歌曲、漫画、活报剧及朗诵诗。[24]李瑛的许多诗作,就是为了配合社团的文艺活动而写,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时效性,例如写于1948 年3 月29 日的《欢迎我们的伙伴》,就是为前日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的平津各校营火晚会而作。[25]这首长诗模拟了一个演讲的情境,诗人完全以学生领袖的口吻,向前来联谊的各校同学表示欢迎和欢送。与此类似的,还有《献给北大人的诗——作为五四的礼物》《中国学联, 我们的旗》等诗歌。在这类诗歌中,《展开诗朗诵》和《合唱》值得单独提出分析。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适宜朗诵,或者就是作为“朗诵诗”而创作的;它们的主题和表现对象, 又直接是“诗朗诵”和“大合唱”——两种在1940 年代兴起的、具有群众性和表演性的文艺实践与运动形式。因此,可以把这两首诗视为目的与手段、文字与声音、思考与行动的综合体。由此我们也能看到,这时的李瑛对于“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操练。在长诗《展开诗朗诵》中,诗人这样写到:

在苦难的时代

展开我们的诗

在多风雨的今朝

展开诗朗诵

因为它

将要为我们带来

昨晚和前晚的苦梦的解脱

带来我们长久所渴念的

幸福和欢乐

……

展开诗歌朗诵运动

使我想起高尔基、鲁迅的拳头

想起《起来呦,马扎尔人》的作者

想起秦始皇

想起法国大革命人民所冲破的

巴士底监狱的铁栏杆

那些重新看见了太阳的人的喜悦

想起这些,我的

手掌便握成了拳头

……

展开诗朗诵

我们便有一种光明的预感

新鲜的、健壮的、幸福的预感

因为解放了诗

便是解放了人类的声音

解放了屈辱的生命

同那些被屈辱的灵魂

时代的诗给我们带来了

博爱,平等,带来了

民主和自由,带来了

幸福和工作,带来了

笑和欢笑的力量

……

朗诵诗是人民的武器

人民都有的武器啊

尽管《展开诗朗诵》是一首诗歌而非论文,但是李瑛在其中展现了令人惊异的思辨和论辩力量。他将“诗朗诵”的形式意义, 归结为对人类声音的解放,进而联系到被侮辱与损害的生命和灵魂的解放。其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几乎不在朱自清的名文《论朗诵诗》之下。在《合唱》中,李瑛也用动人的诗句点出了“大合唱”的革命性所在[26]:

那边

一个年老的过路的男人

用手背擦着流泪的眼

战栗的歌声

从他没牙的嘴里吐出来

他像个重新年轻的孩子

勇敢而且智慧地唱着

他的声音融入了大家的声音

……

那歌呀,那大合唱的歌呀

泛滥在多行人的街道上

并且溅向远方

那些街路上来往走着的

或者伫足在厅堂外倾听的

或者孩子

他们

都随着唱起来

并且兴奋地握紧自己的帽子

表示出痛苦与骄傲

我们雄浑的歌

在今天

急剧地跳跃着

……

它们用庄严和爱

相互燃烧着

我们都为了真理而感激

有趣但也让人困惑的是,诸如此类的诗作,是和上节所引的,带有“冯至风”和“穆旦风”的诗歌在几乎同一时间写就的。阅读李瑛1940 年代后期的诗歌,时常感觉诗人仿佛有两支笔,被左手和右手分别握着,同时写出粗细不同、风格迥异的句子。作为研究者,不应该因为对于左手或右手的偏爱, 而对另外一边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李瑛似乎相当自然、舒适地承受着这种“分裂”。在他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的诗文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激烈、紧张、左右互搏的思想斗争和内心风暴。也许可以勉为解释的一个原因是,李瑛的诗歌观念和对文艺功能的自觉意识,是在历史展开的进程中,在参与学生运动和文艺活动的实践中,同时也是在非常具体的个人生活(如恋爱、婚姻、家庭等实际问题)中逐渐形成的。写于1948 年4 月的《论诗人绿原的道路》,或许展现了李瑛逐渐清晰起来的,尽管仍然成分复杂的思想认识:“现时代的诗,必须应该是从大众的生活取得支持,从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取得支持,从个人强烈的爱情、思想与信仰取得支持。时代前进着,诗前进着——艾青、田间、马凡陀,便是诗探险队勇敢的队员, 而在更年轻的一群里,我们尤喜爱绿原。” [27]

无论是《展开诗朗诵》和《合唱》中的诗行,还是《论诗人绿原的道路》的分析, 都在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层面表现了个体向集体的趋归,“我们”一词也在其中大量出现。这在诗歌史和文学史中,一般被归纳为抒情主体由“我”向“我们”的嬗变。如钱理群所分析的:“‘我们’代表的不仅是一种集体的、多数的力量,更是真理、信仰,具有道德的崇高性”“到所要讨论的1948 年, 随着政权的更替,‘我们’开始上升为一种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秩序、体制……于是, ‘我’在被‘我们’所接纳(融化)中,既感到了群体生命的崇高,又获得了一种安全感。‘我’向‘我们’的靠拢(皈依)就这样成为那个时代的大势所趋。‘我们’体的话语也成为一种‘时代追求’。” [28]

但是,李瑛1940 年代诗歌中“我”与“我们”的辩证,与上述分析相较更为复杂。在他“冯至风”的诗作当中,同样大量出现“我们”一词,而且《死和变》《沙》《生日—— 写在二十一岁生日》[29]这三首诗的第一个词都是“我们”。但是这些“我们”尽管略有不同,但都接近于冯至式的“我们”,而不是左翼化的“我们”:

我们赞美树巅的柳蝉,

歌唱炎热的时代,歌唱光明,

我们赞美破茧的蚕蛹,

为了它们的生命,第二次诞生。

——《死和变》

我们生活在可怕的平凡里

应该歌颂散碎的沙砾

因为它在勇敢的绝望中

改变得痛苦,死得美丽

——《沙》

我们走过的日子随着丢失了,

丢失的一切安息如尘土,

谁都看不见我们的影子甚至时间,

因为我们是走着螺旋的道路。

——《生日》

事实上,以“我们”作为诗歌中的主语, 乃至全诗首词,的确是冯至风格重要的承载形式。在《十四行集》全部27 首诗里,这样的“我们”在14 篇中出现,其中7 篇是在首行——“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第1 首)、“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第2 首)、“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第16 首)、“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第18 首)。在冯至这里,“我们”是一种对于距离的控制和组织,它是诗人与其诗歌、语言、思想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与带有强意识形态性, 因而具有强排斥性的“我们”不同,冯至式的“我们”是包蕴性的,被它包含的每一个存在,都不会因为联结而牺牲其个性,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情。正如他在以威尼斯为题的那首十四行中所描述的结构关系:“一个寂寞是一座岛/ 一座座都结成朋友”,而作为整体的那座水城则是“人世的象征,千百个寂寞的集体”。在《十四行集》另外的一些诗行中,“我们”给人的感觉更为具体, 也更为亲近。当读到“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我们来到郊外”这样的诗句时,在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冠者五六人,童子二三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景,甚至可以由此想象西南联大时期特有的师生关系和生活方式。总而言之,《十四行集》中的“我们”,或者是抽象的、周遍性的,或者是具体的、同人式的“我们”。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阅读李瑛北大时期的诗歌,确实能够感到李瑛对“我们”一词的使用,有着从同人式的“我们”向阶级性的“我们”发展的总体趋势。越到后期的诗,后一种“我们”出现的频率越高。但是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仍旧包含了丰富的因子,其中既有过渡与替代,也有停留与叠合。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晚年,李瑛仍然对曾经的自己, 那个“常穿了一件褪色长衫匆忙行走”的“青年人”充满温情的原因。[30]

三 紧绷的神经

在冯至《十四行集》冲和从容的诗句背后,实则隐藏着频仍的危险和离乱。例如前已提及的第7 首:“和暖的阳光内/ 我们来到郊外,/ 像不同的河水/ 融成一片大海。” 乍读起来仿佛祁祁春日的一场郊游,只有借助后面的诗行和作者的注解,才能知道“我们来到郊外”的原因,是有敌机来袭,昆明拉响警报,市民纷纷跑到郊外躲避。尽管“敌机”“警报”“炸弹”“枪炮”一类的元素, 是以深浅不等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不同类型的诗歌文本之中,但我们确实可以说, 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尤其是到了(文学史意义上的)1940 年代,始终笼罩在战争的背景之下,任何诗人都概莫能外。

对于李瑛这位1949 年3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诗人来说,处于“战时状态” 的时间则要漫长许多。这不仅是指他亲历了解放战争的尾声,作为四野新闻队的一员随军南下,在“漫天暴雨的追击途中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喜讯”[31] ;后来又作为战地记者, 赶赴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工作。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除去1950 年代初和1970 年代末的两次境外作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 年,基本都可算作和平时期; 因而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才是包括李瑛在内的军旅作家的主要题材。此言不差,但我们不应忽略的是,解放后的中国长期处于“冷战”的国际关系格局之中。如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描述的:“冷战——正如大哲学家霍布斯所说:‘战争,并不只限于战斗行为;事实上, 只要战斗意愿明白可知,这段时间都可算作战争。’” [32]如果这样看待1949 年以后“前30 年”的历史形势,或许可以对李瑛的诗歌产生一些新的理解。

张光年在《红柳集》的序言中借用了李瑛自己的诗句:“那里,‘哨所静悄悄’, 可是‘电话机,紧绷着神经在倾听,望远镜, 大睁着眼睛在寻找’。”[33]这根紧绷着的感应神经,在李瑛后来的诗文中时常可见。在《寄自海防前线的诗》(1959)的后记里, 李瑛记叙了这样的片段:“一次,当我偶尔放下铁锹举起水壶喝水的时候,一昂头,突然看见海天间裂开了一道白线——天亮了, 一片滚动的茫茫大海,深蓝的、浅绿的、淡青色的大海就在前面;这时,太阳刚刚上升, 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一声鸟叫,安静极了, 而在我身边一朵小红花悄悄的开着,它好像刚睁开好奇的眼睛望着这世界,可是我一下子便想起了敌人就在前面……”[34]

这里的转折来得极为突然,不免让脱离语境的读者措手不及。而这种由舒缓骤然绷紧的“突转”,也构成了李瑛一批诗歌的结构模式。比如《红花满山》(1973)中的《雨》:

满山是野草的清香,

满山是发光的新绿,

满山是喧闹的小溪。

淅沥沥,淅沥沥,淅沥沥,

漫空里洒下一天细雨,

敲打着我的哨棚和石壁。

我想起了金色的沙滩,

我想起了蕉叶的烟雨,

我想起了塞北的马蹄。

那里呵,都有我住过的村庄,

都有我走过的小路,

都有我难忘的战友和兄弟。

今天,莫不是他们在怀念我,

才借亮晶晶的雨传递消息,

一声声,一句句……

我懂得它们深情的话,

一颗雨滴,一个喉咙,

向我叮嘱着两个同样的字:警惕!

这首诗因其强烈的抒情气息,而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的确,在最后一个诗行到来之前,诗人由雨及雨、由雨及人,任雨滴浸润并连缀起许多尘封的怀念,然而这种获得释放的深情,旋即被突如其来的“警惕” 所打断。同样,在《红花满山》中的《边寨夜歌》中,也都有着相似的急转。

边疆的夜,静悄悄,

山显得太高,月显得太小,

月,在山的肩头睡着,

山,在战士肩头睡着。

……

沿着悬崖,拨开荒草,

闪动着巡逻战士的刺刀;

七亿人民的嘱托频频叮咛:

警惕!警惕那豺狼虎豹! [35]

——《边寨夜歌》

在这些诗作中,每当人面对“美”,或者进入休息、睡眠等相对松弛的情况时,总会有一个启示般的声音降临,提醒说要时刻绷紧敌我斗争的弓弦。应该说,这是只有在战争的强烈氛围下,才会产生的一种紧张的、非正常的应激反应。

如果从政权更替的角度讲,1940 和1950 年代之间当然有如天堑。但就具体的个人来说,生活毕竟是由一个又一个日子所连结,尽管这种连续性,在不同的阶级、身份的人那里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对于李瑛来说,国家层面的危亡与个人层面的窘迫,过早地赋予了他忧患的意识。如程光炜所注意到的,李瑛童年辗转的生活就“缺乏一种安全感”[36] 。高中时被学校开除学籍,更让李瑛度过了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如其自述, 他最早写作的诗歌“都是表现读中学时及其后被无理开除流浪生活中的苦难思绪和在困惑中的觉醒”[37] 。尽管这一时期李瑛也写了不少充斥着“饥饿”“贫穷”“劳苦”“寒冷”等词语的“悲悯抗争的诗篇”[38] ,但是具有明确斗争意识的“紧绷的神经”,还是在进入大学以后的实际运动中锻造成形:“怀着激动的心情考入北大, 最初是准备好好坐下来安心读书的”,但严峻的形势“使我逐渐认识到这样的大环境是难以安稳地放下一张书桌的, 必须到斗争的激流中去。”[39] 在李瑛1940 年代末期的诗歌当中,伴随着具有阶级意识的“我们”一词的激增,“手掌握成了拳头”的动作也在诗人笔下多次出现。换句话说,在这“严重的时刻”,李瑛的诗中不仅有了“我们”,同时也有了“敌人”;“我们”和“敌人”是在斗争结构中被生产出来的, 不可或缺的两端。

而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时刻保持警惕的“紧绷的神经”,实际上包括内与外两个相辅相成的向度:向外是坚决的对敌斗争, 向内则是严格的自我约束。这种约束如同一根松紧带,实质是对于自我的身体、思想、精神、作息习惯、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一整套管控机制。在李瑛1948 年12 月获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或者在更早(1948 年6 月) 加入党的外围组织“革命青年联盟”的那一刻起,自我约束于他而言,主要表现为一种积极的调试,即尽可能迅速地“摆脱知识分子趣味和学生腔”[40],将自己调整到与党、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频段,实现由“文学青年”到“革命青年”的转型。如果说在《展开诗朗诵》中,这种转型的意识还只是在诗句中隐约地闪现(“今日的祖国/ 为我们布置了庄严的岗位”),那么到了写作《论诗人绿原的道路》的时刻,它已经具有了较为清晰的观念轮廓:

诗人如一架战时的飞机,在它起飞之后必须要履行所负的任务,假如是一架侦查机,它便得必须负担了录取摄影或是刺探情报的责任,正确、肯定,给予敌人的防事以侦查,丝毫不容有半点差错,以取得胜利的确信;假如是一架轰炸机,就必得将投弹的中心、距离、高度,以及飞行的速率作精密的有效的计算,以取得轰炸的效果;这便是说, 作为今日的诗人所创造的诗歌,必须深刻地刻画现实,反映现实,暴露现实, 像侦察机的记录一样,或者是给予现实的反动和丑态以严重的抨击,像轰炸机的投弹一样。

……因而我们便有了一个热望,一个对于绿原的诗的热心的苛求,希望他能够再扩大写作的对象,到工厂、乡村和军队中去,当现在革命向全国积极扩展的今天,当革命深入农民的穷乡僻壤和战争在原野日夜推进的时候,大众的启蒙实在是一件长期艰苦的工作,因此领导大众向上,增强大众战斗意识以及教育普及的责任,便应为我们所强调…… 我想,每一个诗的工作者们一定会以担负这个沉重的责任而感到光荣。[41]

与其说这是李瑛对绿原诗歌道路的期待,不如说是他对于自身前进方向的指认。诗人既然如同飞入“战时”的“飞机”,那么诗人自身也就变成了一名战士,以完成任务和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支配诗人的这根“紧绷的神经”,也一直在向前延伸,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总体把握李瑛诗歌的一种路径。

结 语

最后,让我们看看李瑛自己,如何在时过境迁之后解释自己当年的选择:

我们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原来每人要交一篇毕业论文,但是适逢北京解放, 四年级的学生不再写论文了,都来学党的文件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一些政策性的文章,学完了就分配工作。参加党的地下工作的党员们因为已经读过这些文件,可以直接分配。

……当时组织上跟我谈,问我:“你是留在北平搞接管,还是愿意跟着部队南下?如果你去搞接管,可以分到军管会文教部门,可以去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以及其他机关搞接管工作。”我说,我要南下去打仗,我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愿意南下打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写作。[42]

至此,李瑛的1948 年,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脱下长衫,换上军装”的完整的故事。姜涛在讨论1920 年代的青年问题时,曾经援引伊藤虎丸的“政治青年”与“文学青年” 这一组概念,以此与“十字街头”和“象牙之塔”的社会空间参差对应。[43]在姜涛自己的论述里,沈从文作为“文学青年”的一代, 通过在公寓里建塔的独特方式,提供了一种向上仰望的可能。他最后写到:“是在室内‘建塔’,致力于幽闭的破除及写作主体的重塑, 还是主动走到室外,加入表面上更具现实感的实践进程,历史的分野也就存在于一代青年的不同选择中。”[44]

“脱下长衫”的隐喻,似乎在“导师” 与“青年”的颠倒错动中,同时揭示了两代青年的命运;也在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重新对接中,彻底颠覆了“文学”与“政治”, 作为两种志业想象的关系形式与联动方式。但是,即使简单地把1948 年的“李瑛现象”, 理解为“文学青年”的消失和“政治青年” 的生成,也不妨如李瑛自己一样,把它首先归因于动荡的时局——既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自然也就难有室内硬写的青年。但对于新的时代的“政治青年”来说,“文学” 可以置放于何种位置,或者说,在既成的事实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想象文学的方式, 和在新的实践中保持向上仰望的可能,则是问题的另外一个面向。

李瑛的1948 年,也是一个不断告别的故事。在这一年前后,他告别了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告别了穆旦、郑敏、冯至、绿原,也告别了昨天的自己。也许他也曾像笔下的穆旦一样,“摇晃着分歧的手,向那些属于昨天的躺在身后的可怕的岁月往复地喊着:‘别了!别了!看看我们,这样的今天才是生!’” [45]就诗歌本身而言,李瑛也是一位善写“告别”的诗人。在“难忘的1976”,李瑛先后写下了《一月的哀思》《七月花环》和《九月献诗》。在1948 年8 月, 李瑛也写下了组诗《沉痛的悼念》,送别他曾经多次拜访过的朱自清先生。笔者深知“历史理解之同情”的道理,但当读到《背影》(组诗第一首)中的诗行,还是有种莫名的伤感:

你点起红灯,你要休息了。

我们安排你的背影在历史的

海面,上升,下降;

青山和繁星在你的面前,都不过多。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第一代作家口述史及其研究”(项目编号: 19CZW042)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沈虎雏:《团聚》,《长河不尽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年版,第502—504 页。

2路杨:《玄黄时代的“大文学史”视野——钱理群20 世纪40 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启示》,《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 年第1 期。

3在具体的层面,本文中的“青年”概念,是相对于包括沈从文、废名在内的“导师”(教授) 而提出,并以李瑛为代表的1940 年代中后期就读于北平的学生群体为讨论中心。但对于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思考和讨论的辐射范围, 不应被“1940 年代中后期”和“北平”的时空范围所限。同时,对于研究对象所隐含的“文学” 属性,也应在具体语境中将其相对化和问题化。

4 7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6,29、60 页。

5洪子诚:《新的尝试和探索——读李瑛的近作》, 原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2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引自《李瑛诗歌研究文选(上卷)》,万叶编,华艺出版社2016 年版, 第119、127 页。

6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 《人民文学》1985 年第1 期。

7孙玉石:《起点的意义——关于20 世纪40 年代李瑛诗学追求的一些资料和思考》,引自《李瑛诗歌研究文选(上卷)》,万叶编,第8 页。

9李瑛对杨振声、游国恩、沈从文、俞平伯、常风、孙楷第、唐兰、废名、周祖谟、朱光潜、冯至等先生的回忆,参见其《我的大学生活》一文, 载《新文学史料》2001 年第1 期。此外,本节对于李瑛1940 年代经历的叙述,大量参考《李瑛生平及创作年表简编》,《李瑛诗文总集(第14 卷)》,除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之外,余不一一出注。

10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三二四)》,《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 年10 月25 日。原为沈从文致柯原的书信,收入《沈从文全集》时改题《致柯原先生》。此前李瑛的评论《读郑敏的诗》和《读〈穆旦诗集〉》,分别发表于同年3 月22 日和9 月27 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两文收入《李瑛诗文总集(第14 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 年版。

11李瑛、张大为:《李瑛访谈录》,《李瑛诗文总集(第14 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 年版,第278 页。

12李瑛在《我的大学生活》中回忆说:“我记得非常清楚,大二开学不久,他在课堂上讲解了一些写作体验和提示之后,便在黑板上写了‘钟声’ 二字,命题作文。由于沈先生当时在编三家报纸的文艺副刊,所以大家都很愿努力把文章写好,希望被他拿走发表;我写的《钟声》这篇短文,不久便被他第一次在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刊出,还得到一点稿费补助伙食,心中十分高兴, 更加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和信心。沈先生当时住在红楼西侧的中老胡同32 号, 一个红漆大门院里的一个小套院,我曾多次去向他请教,每逢去后,沈先生总是十分热情的倒上一杯清茶, 有时是冲一杯牛奶,他的儿子小龙小虎,当时大约十岁、十二岁的样子,偶尔还过来加上一匙炒米;先生笑眯眯地说这说那,讲做人的道理、写作的体会,讲大自然的风光、家乡的趣闻,记得还曾送我多本他的著作;有时我去时, 他还在伏案审读学生的作业,毛笔的蝇头小楷修改得十分认真。”

13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38 页。需要指出的是,钱理群的上述表述大体不差,但也有可以商榷之处。例如李瑛的存在,就既是以上引文的例证,也同时显出了它的缝隙。

14《论诗人绿原的道路》分四次连载于1948 年9 月的《北方日报》,《诗号角》第1 卷第4 期转载了前半部分。该文收《李瑛诗文总集(第13 卷)》。《读〈十四行集〉》初刊1948 年10 月31 日《华北日报》的《文学》副刊。李瑛1940 年代的诗文创作多有散失,如《读郑敏的诗》中就摘引了一段李瑛在另一篇文章中所写的、如今已不可考的段落。

15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三二四)》,《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 年10 月25 日。

16段美乔:《论40 年代的李瑛》,引自《李瑛诗歌研究文选(上卷)》,万叶编,第19 页。

17李瑛这一时期的诗歌,现收入《李瑛诗文总集(第1 卷)》中的“方生和未死之间”辑。下文所引诗歌均据该书所录版本,不一一出注。本文对李瑛诗作的分析,部分来源于与诗人李海鹏的讨论,特此致谢。

18凌宇:《沈从文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 第420 页。

1942刘士杰:《诗坛的常青树——访诗人李瑛先生》, 《李瑛诗歌研究文选(下卷)》,华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1087、1088 页。

201947 年5 月20 日,南京5000 多名学生组织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当队伍行进到在珠江路口,遭到宪警的水龙头喷射和棍棒殴打, 受伤和被捕学生共计100 余人,史称“五二〇运动”。随后学潮蔓延到60 多个城市,进一步发展为全国性运动。随后,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中高度评价这场运动, 称其为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2122[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 洪菁耘、陆天华译,东方出版中心2001 年版, 第22、27 页。

23参见《李瑛生平及创作年表简编》,《李瑛诗文总集(第14 卷)》附录,第345 页。

2428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64 页。

251948 年3 月28 日,北大民主广场举办平津各校营火晚会,万余人齐唱《光明颂》,参见《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第265 页,转引自《1948: 天地玄黄》,钱理群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88 页。

26对于大合唱的意识形态性的分析,参见刘欣玥、赵天成《从“革命凯歌”到“改革新声”——“新时期”与王蒙小说中的声音政治》,《扬子江评论》2017 年第1 期。

2741李瑛:《论诗人绿原的道路》,《李瑛诗文总集(第13 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 年版, 第5,19、26 页。

29这三首诗均创作于1947 年12 月前后,参见《李瑛诗文总集(第1 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 年版,第124—128 页。

3039李瑛:《我的大学生活》,《新文学史料》2001 年第1 期。

31李瑛:《李瑛诗选•自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6 页。

32[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郑明萱译,中信出版社2014 年版,第284 页。

33参见李瑛《红柳集》,作家出版社1963 年版, 序言第2 页。

34李瑛:《寄自海防前线的诗》,解放军文艺社1959 年版,第92 页。

35李瑛:《边寨夜歌》,引自《红花满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第52、61、108 页。

36程光炜:《在历史话语的转换之间——对李瑛作品文本的一次“重读”》,《诗探索》1994 年第3 期。

37这些诗歌收在《李瑛诗文总集(第1 卷)》中的“布谷初鸣”辑,引文出自李瑛在该辑前所附的说明。

38孙玉石:《为民众和大地的“新的战栗”——读李瑛早期诗作随想》,《李瑛诗歌研究文选(上卷)》,华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37 页。

40张光年:《李瑛的诗——序〈红柳集〉》,《红柳集》,作家出版社1963 年版,序言第1 页。

43伊藤虎丸提出这一组概念,是为将鲁迅与创造社两代留日作家的区别,类比于日本近代史中的两代青年。 在日本近代史的刻度中,“政治青年”等同于“明治青年”,“文学青年”则指明治到大正年间,受到文化主义思潮及都市化影响的一代。参见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 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 页。[ 日] 伊藤虎丸《创造社与日本文学》,《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孙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44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 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39 页。

45李瑛:《读〈穆旦诗集〉》,《李瑛诗文总集(第14 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 年版,第23 页。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返回首页